“呃……大概三百多万。”
……
这段对话出自电影《1942》中的一幕，是蒋介石和河南省主席李培基的对话。他们并非讨论抗日战争，而是在谈论那场肆虐河南全省的“特大饥荒”。
在那场灾难中，河南有3000万人受到影响，300多万死于饥荒，另有300万人选择了西逃，踏上了无尽的流亡路。
仅仅一年，河南的面貌几乎发生了彻底的变化，那些被禁播了70年的河南大饥荒影像，揭示了当时百姓们如何在绝望中挣扎求生的痛苦与哀愁。
在1942年那场大饥荒爆发之前，河南已经历了连续五年的天灾人祸。首先是连年不断的水灾，接着是旱灾，接踵而至的灾难让河南人民苦不堪言。
1937年，日本侵略战争爆发，经过6年的战斗，国共两党实现统一战线，全民抗战正式展开。然而，面对日军的强大，武器装备的悬殊，抗战局面并非一朝一夕可以扭转的。
而河南，这片处在中原腹地的沃土，几乎成了日军侵华的主战场。频繁传来的失守消息让国民政府措手不及。蒋介石在压力下做出一个极为错误的决策——炸毁“花园口大堤”（如今的郑州）。
1938年6月，在剧烈的爆炸声中，黄河的水如洪流般倾泻而下。虽然一时阻挡了日军的脚步，但黄河的泛滥让河南的大地上农田被毁，房屋被冲走，百姓们的生计几乎毁于一旦。
接下来的灾难连锁反应使得河南人民苦不堪言。1942年，河南灾民尚未从前几年的灾荒中恢复过来，又遭遇了旱灾。特别是到了夏季，气温持续攀升，却迟迟没有一场雨，导致庄稼颗粒无收。
与此同时，1943年又爆发了蝗灾，蝗虫大军席卷了大部分农田，给原本已经一贫如洗的河南百姓带来了更大的困境。
此时，国民党政府依旧对灾区百姓加征苛捐杂税，这让河南灾民的处境更加雪上加霜，最终引发了大规模的饥荒。
在这场大饥荒中，百姓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难以为继。家里没有粮食，田里没有作物，灾民们只能将目光转向周围的野草和其他植物。不久后，那些能够食用的野草被人们采尽了，于是有人开始剥树皮来充饥。为了让树皮更容易下咽，人们把树皮碾碎后和水混合饮用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灾民们不得不面对更加严酷的生存现实。土地上早已没有任何植物可供食用，最后他们只能啃食泥土。这种土被称为“观音土”，它是一种白色泥土，虽然名字听起来美好，但它远不是食物。吃得过多，甚至可能因此死于撑死。
绝望中的灾民们也曾试图乞讨，但这场席卷全省的灾荒让整个河南处于饥荒状态，几乎无人有余粮。乞讨无门，最后的结局往往是饿死在路边，甚至连死后的尸体也会被野狗啃食。
在那个时刻，河南的街头，穿着破烂、虚弱不堪的人倒在路边，似乎成了常态。而大多数倒下的人都是老弱妇孺，甚至是身心极度虚弱的妇女和无助的孩子。
一位妇女用几株枯草塞进嘴里，身体因虚弱瘫倒在街上，眼神呆滞、失去焦点。还有一位母亲怀抱着孩子，衣襟被掀开让孩子取暖，但她自己却毫无办法，不知该如何填饱肚子，不知道孩子和她能否活到下一顿饭。
或许有人疑问，既然没有庄稼，是否还有其他食物来源？然而，河南并不是渔米之乡，田地里的粮食早已枯竭，百姓们也几乎没有余粮可以依靠。地主掌控着大部分粮食和牲畜，普通百姓连一点生存的空间都没有，即使拥有一两只猪牛羊，也容易成为他人争抢的对象。在那样的情况下，即便是站在社会金字塔上的人，也不得不提防饥饿而疯抢的灾民。
在灾荒最为严重的时期，所有能吃的东西几乎都被耗尽，连皮带肉、连树皮带泥土也开始成为人们的食物。饿急了的人甚至出现了“易子而食”的现象——为了生存，活人不惜吃掉他人的尸体。
在这场极度饥荒中，那些死于饥饿、疾病或暴力的人，几乎成为街头的“尸体”。而活着的人，面对着惨无人道的境地，不得不背井离乡，寻找逃生的机会。
许多灾民选择了逃亡，向东南西北四面八方流亡。尤其是那些从河南辗转逃往陕西的灾民，他们的大部分在途中死于饥饿与病疫，许多人死于路边，无法抵达目的地。
这场由饥荒引发的灾难，终于在一些记者和社会人士的推动下引起了全国的关注。美国《时代》周刊的记者白修德与宋庆龄不懈地向国民政府报告，才终于引起了蒋介石的重视。随后，政府才展开了紧急的救援行动，但这场大饥荒带来的灾难，已经对河南百姓造成了无法磨灭的创伤。
至今，那段艰苦的历史仍深深刻在河南老百姓的心中，以至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，见面时常常问“吃了没？”这一问候，凝结了多少人心中的记忆与痛苦。
希望这样的灾难永远不会重现，百姓们能够安享平静、安定的生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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